*電影做為鍛鍊思辨的利器 - 記「2017年臺法影像教育論壇」

撰稿:林怡秀 圖片提供:台北富邦文教基金會

由巴黎第十三區Gabriel Fauré 國中學生,以太空旅行為主題與Vincent共同拍攝製作的短片作品《Perdus dans l'espace》(影像擷取)。(Pascal-Alex Vincent提供)

全文轉載至 Fa 電影欣賞 秋冬合刊號 NO.172-173

近十年,台灣各界愈發重視影像/電影教育,許多教師、公私立機構、甚至影展單位各都嘗試了不同的方法。其中,隸屬文化部的國家電影中心(下稱國影中心),與來自民間的台北富邦文教基金會,可說是其中著力最深的兩個機構。仿效法國電影教育機制的他們近年密切合作,一面站上第一線帶學生學習閱讀影像,一面扮演後勤補給,除了自行開發教材,更組織工作坊、研習活動培育種子教師,機構透過講習指引教師思考方針,而老師們則透過彼此討論與交換經驗,找出最有效的教學方式,並藉由這些極具理想與熱忱的教育工作者,將影像教育逐漸引進校園。近日文化部長鄭麗君更在接受立法院質詢時表示,將把國影中心的影像教育經驗列為文化部「文化體驗教育」的示範計畫。

儘管台灣已推動多年,「影像教育」的目的是什麼?以往多數人認為是娛樂活動的「看電影」又何以成為教育現場的一項正式活動?影像教育是否應該成為正規課程的一環,並且納入課綱?這是教育工作者、學生家長以及電影工作者常見的疑問,其中也包含了許多不同的解讀與刻板印象。

富邦文教基金會與國影中心、法國在台協會在11月主辦了為期三天的「臺法影像教育論壇」,五場對外的論壇與講座中,這些疑問也多次被提出。而最後一場圓桌論壇「影像教育成為基礎課程、動員國家政策的必要性」最能概括性地涵蓋了影像教育這個宏大命題下,國家、民間、個人三者分進合擊的各種可能。下為該場論壇發言紀要。

時間|2017年11月19日 地點|北師美術館一樓講堂區

主持|王君琦(國立東華大學英美文學系副教授)

對談|Chiara Dacco(巴黎獨立電影聯盟 (CIP) 統籌) Pascal-Alex Vincent(電影導演,目前任教巴黎第三大學)

 冷彬(富邦文教基金會總幹事) 陳德齡(國家電影中心副執行長)

王君琦(以下簡稱「王」)──歡迎大家參加「臺法影像教育論壇」,今天邀請到四位講者,第一位是富邦文教基金會總幹事冷彬。這幾年富邦文教基金會推動影像教育的努力有目共睹,而且早在2002年他們就跟教育部合作完成〈媒體素養教育白皮書〉。第二位是國家電影中心副執行長陳德齡。國影中心很努力深入推動電影教育,也進入校園、偏鄉推廣國片和紀錄片,作為一個半官方的機構,國影中心讓我們看到國家政策的角度。

然後是兩位來自法國來的貴賓,巴黎獨立電影聯盟 (CIP) 統籌Chiara Dacco,致力於推進觀眾和藝術電影之間的距離,今天她可以分享電影院如何成為一個非官方的教育機構、在影院機制下推動影像教育推廣的可能。最後是電影導演也是電影教育的老師Pascal-Alex Vincent,來談電影導演如何跟年紀更小的年輕人對話,讓他們更早去接觸影像?

冷彬(以下簡稱「冷」)──富邦文教基金會早期在政策研究的倡議上,有非常多研究是透過學界去談媒體素養的重要性,〈媒體素養教育白皮書〉是在當年的脈絡下,與許多學者共同努力讓媒體素養進入課綱。七、八年前我回到台灣,面對到現場回應課綱的狀況是非常空白的,好的教育現場經驗都是老師零星的努力。我們當時在想,當社群媒體、影像成為青少年對話的主體和生活的常態,我們怎麼去參與青少年面對影像的可能?我們當時開始帶學生創作,但是卻碰到巨大困境,因為當觀看經驗這麼狹窄、生活經驗封閉與課業壓力下,青少年很難用創作去說自己的觀點。所以我們開始面對青少年在影像世代下,怎麼回應觀看這件事?這是影像教育四年多前進場很重要的起源,我們試圖讓青少年生活裡觀看多樣性、比較有質量、經過認真思考和創作所生產出來的影像。

我們首先藉由法國的經驗、帶著他們的教材,看看跟高中生看電影有多少難關要面對。一方面也在摸索這樣的經驗所需要的調整,這四年就是一面參照法國經驗,一面想一個民間單位要怎麼追趕?去思考法國電影教育的邏輯,以及他們為什麼需要傾國家之力?這背後的想像是什麼?我們不斷去梳理文化養成的過程,而不再只是面對看電影這件事。從這樣的經驗中才可以在在地找到對應的可能性,有哪些零星但珍貴的資源要去串聯、不要在既有資源上疊床架屋,並在過程中建構影像教育的想像。

王──現在年輕世代已經不只是媒體接收者而是製造者,我們怎樣在這樣的教育中讓他們有自己的觀點、視野,也許Vincent可以分享作為一個導演或教育工作者的經驗?

Pascal-Alex Vincent(以下簡稱「Vincent」)──現在青少年跟他們父母的世代不一樣,他們不只是影像的消費者,也是製造者,問題在於他們消費了這麼多影像,但卻不知道怎麼去區別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偽的影像。我們必須教導他們識讀,然後才能教導他們如何製造影像。他們大部分看的都不是發人深省的影像,都只是很直接的影像傳遞,所以教導他們拍攝電影,是讓他們感到開心的集體工作經驗,這是我吸引他們第一個點。讓大家拍電影,延伸更多經驗,同時每個人都會肩負起一部分的責任。我希望用這樣讓他們感到興奮的經驗去認識電影拍攝的過程,我們要去指引他們方向,這是成人的角色,必須啟發他們。我會向他們提出主題,問他們想拍什麼,重點是讓他們覺得這是一個遊戲,吸引他們去參與,設想每個階段、過程。最重要的是,這是每個人去參與出來的結果,我的角色就是引導他們、給予建議,這不只是一個集體記憶,同時也是很有趣的經驗。

導演Pascal-Alex Vincent與高中學生於電影拍攝工作現場。(Pascal-Alex Vincent提供)

王──這在台灣有一定的難度,因為我們是一個強調升學的國家,這些年國影中心有很多跟高中老師合作的經驗,請德齡談談在裡面的一些迴響,或從國影中心作為一個主辦單位而有的一些觀察。

陳德齡(以下簡稱「陳」)──國影中心2014年從國家電影資料館升格成國家電影中心,也從這三、四年開始發展電影教育這個新的項目。在過去沒有任何專業人員及執行經驗的情況下,突然要介入這個領域其實蠻辛苦的,當然我們也要倚靠其他資源,包括富邦這邊一些討論與合作,我們也很快面臨到預算結構的問題,國影中心的體質目前還是財團法人,雖然全部預算都來自國家,但實際上受制於預算結構,計畫執行前會需要經國家核定、服膺政策面。影像教育札根計畫的背景,最早從2007年啟動,當年度國片觀影人口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提升,所以要回到青年世代養成看國片的行為。這個計畫當時透過標案讓民間的公司承辦,但是一年的預算只能一個學校跑一次,種子教師的培養、工作坊一樣受限於一年暑假辦一梯,很難繼續支持老師們回到學校做很好的實務結合,當它只是一個數字考量,或一個量化結果,就會犧牲掉質化的長遠影響。也很慶幸國影中心升格後,這個事情比較有立場、機會來讓以前談到影像教育時偏向產業的思維轉型,挹注更多在教育現場,甚至更多局處的資源一起進來,包括今年部長跟CNC(法國國家電影中心)簽的合作備忘錄。另外,國影中心可以幫忙教育現場和產業,尤其映演業者之間達成溝通,把平台嫁接起來。這個階段中心目前還無法做到這麼全面,因為這需要政策的討論,但至少我們不再是以「量化國片觀影人口」這種表面效益去看資源分配,而是進一步討論電影教育的介面,開發好的範例、模組,讓好的結果成為政策推進的基礎。

王──這部分Chiara Dacco可能可以給我們一些分享,法國整個影像教育的脈絡和核心,以及跟不同產業的介面,尤其戲院怎樣可以做為非官方的電影教育機構?電影院跟教育單位、推動者進行怎樣的合作?

Chiara Dacco(以下簡稱「Dacco」)──法國對影像教育非常關注,從30年前開始,文化部和教育部就攜手推動影像教育,政府會把經費給電影館,更早就有一個專門播放兒童電影的電影中心。在法國,教師有三天的時間可以參與培訓、工作坊,除了激發教師的熱情以外,也給他們相關資源,教育部跟文化部一起合作,思考怎麼透過藝術文化教育讓學子們能夠過更好的生活、讓他們在其他學業表現上達到加乘的效果。瞭解文化會增加學習能力,成為真正懂得思考、參與政治生活的公民,這是很重要的。最近在法國發生很多恐攻事件,當中當然會有許多媒體的影響,年輕人能否區別什麼影像是真的,什麼是煽動性的、似是而非的,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很重要,長期影像教育下公民獨立思考的力量也在此發揮作用,證明了一起看電影這件事是對社會有幫助的,而在今天的影像教育更重要,因為現代人的世界充斥各種影像。

CIP只有六個人,資金完全來自公部門,我們成立的宗旨已經被認可是公眾利益一部分,社會也認同給予我們公家的經費。電影的推廣是教導大家如何一起生活、享受電影、討論與分享文化,而且是不同族群、年齡、收入的人可以一起分享的事。當然,除了藝術電影,我們也會看一些商業電影,重要的是給出多元的可能性。台灣經驗很棒的地方,特別是(機構)跟產業連結的構想,因為在法國基本上還是像一般商業經營模式,大家一樣買票進場,只是比較便宜。在法國,業界很樂意參與影像教育,因為他們不用特別製造措施,只要繼續商業營運但是可以培養未來的觀眾。不過你們提出的問題,讓我們感受到這樣的機制不是唯一選項。

王──剛剛的分享很重要的是電影教育要離開學科的思考,影像教育應該是全人的教育,關於生活、文化、獨立思考。台灣跟法國很大的不同是在教育方針跟政策上的差異,一直以來我們都是著重經濟發展而輕忽文化教育這塊。回到冷總幹事這邊,如果國家政策有無法到達的地方,作為一個民間力量,電影教育可以有怎樣的願景或另闢他途?

冷──我是社工背景,所以當我在選擇電影教育成為青少年工作的主軸時,我其實在面對台灣教育現場不處理學生基礎能力,比如獨立思考或同理心,或成長發展任務自我探索等等的問題,「青少年主體性」是我們進場最大的原因,在教育現場有太多壓力來自行政、來自父母,我們也只能一再地去講要相信青少年的能耐,把主體性還給他們,如何讓渡出空間讓他們有話語權,這就決定了台灣未來要走向怎樣的公民社會。

所以我向來就是把影像教育當成青少年培力的工作方法,影像教育的本質就是要有觀點,無論觀眾或是創作者,你是帶著一個觀點和另一個觀點對話,前提是,影像教育本來就不是藝術教育的一環,本來就應該是不管哪個科系都應該共同努力的。當我們試圖回到藝術教育的層級,這就是一條在台灣走不下去的路,因為我們還要去突破藝術教育在體制中被邊緣化的前提,如果在倡議的過程將影像教育作為青少年培力,或是解決台灣整體青少年發展上的危機,這會是一個很好的可能。如果今天藝術、社會科、語文科等等老師都願意談,一部電影的視野就可以從不同角度去建構起來。我第一、二年做的時候跟所有影像工作者一樣焦慮:當電影沒有成為主體的時候就不做,但是這三、四年我開始去找彈性,如果老師都願意放電影,只要多一點點影像在這裡扮演作用,對我們而言就是很大的幫助。只要能多一點影像本質去做嫁接,學生在影像閱讀中發展出來的能量是非常驚人的。

王──同樣問題也想問德齡,對於中心而言,在這個過程中有跨部會溝通的困難時,有沒有一些彈性或是其他想像的可能?中心怎樣在協商跟交涉中看到破口,或是溝通協調等等?

陳──過去10到15年間很多人對這件事非常關心,但沒辦法把關心的力量透過平台或機制被整合得很好,中心轉型過程中,我們自己也可以成為一個平台,有多一點資源看見長出來的芽可能有機會再深化,短時間內我們可以繼續做觀察和盤點,也許是透過研究案,跟觀念的倡議、每年計畫因應前一年執行結果累積能量及修正,甚至我們要自己站穩作為台灣電影文化推廣的角色。關注台灣電影文化推廣,這是中心的任務,在這過程中,中心持續把過去15年斷裂的台灣電影研究出版品想辦法補上。當第一線老師或富邦投入這麼多資源、know-how開始累積的時候,有沒有更多的材料、有效的文本可以被閱讀?

我們和法國在台協會也有很多討論,怎樣把台灣的數位化教材經驗橫向輸出給法國?我們因為長期跟法國在台協會合作,有很多好的電影課程、節目內容,甚至方案的交換。產業界的部分國影中心也是不能放棄,我們對於教育領域的鏈接也許無法做得這麼縝密,但是跟業界的溝通我們會不斷進行,也許跟映演業者、發行業者可以有更好的合作方案,我們有「台灣電影工具箱」(Taiwan Cinema Toolkit)這樣對海外的推廣,透過整合更多民間或公部門資源,對台灣內部有沒有可以建立電影授權機制,讓影像能更容易被老師、社區取得。中心今年也發展台灣電影聚落,試圖跟各縣市社區單位合作,當據點發展出能量時,中心要去生產出好的內容,讓這些內容可以挹注到單位去。

冷──過去三、四年來我們一直想辦法在教育各層級機關去找破口,坦白說沒有什麼成功經驗。但在這三天論壇中,我反而覺得脫離課綱思維後的天地很寬廣,當你有好的老師,給他足夠的外援就足以成為一個有趣的有機體。過去我們好像花了太多時間在研究課綱,可是回應到剛剛講的,藝術教育作為回應教育現場的空缺,就是要更彈性、自由,當我們這麼精準的對應到課程的能力指標,為此寫出教案時,我們正好在壓制對於藝術和文化的想像。有些老師在這幾年中摸索出可以在系統裡運作的方式,也找到跟對外資源連動的可能,我們不再需要在教育系統裡找到途徑,好像文化這件事在教育面前顯得如此卑微,這件事很不對勁。這兩天在他們身上我重新定義影像教育的位置,相信文化是一種多元參與、一種常民生活,民間基金會的好處是彈性很大,我們有這樣的能動性,帶著國家資源在各個角落為不同的群組發展影像教育的想像,我覺得這是顛覆原本論壇設定想找教育部政策方針的思考方式。

王──剛剛冷彬、德齡談到,其實學校教育跟社區影像可以有很好的互動跟連結,活動範疇可以不只在學校裡。這也回應到我們想做影像教育這塊的時候怎樣思考離開學校,但同時又跟學校互動,老師可能也需要離開學校這個框架去找到所屬範疇內做更好的資源整合或流通,電影聚落概念的形成才可以回到生活。那麼基金會和中心如何思考社區型影像文化的創造?這種創造怎麼回到基金會做的培力,或是回到原本已經建立好跟學校互動的資源?

冷──這是可以發展的模組,像是我們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設置一個正式的競賽獎項叫「青少年評審團獎」,我們跟國影中心影展策展人一起工作三、四個月,在全台灣做幾輪大規模的訓練,在寒假期間密集討論、小型創作或影評作業,慢慢組成一個大約20人的評審團,最後讓他們從六部競賽作品中評選出一部得獎影片。當TIDF巡迴到各個鄉鎮,這些孩子就會邀請他們的夥伴來看,學生在這裡就可以發揮,也讓學校開始發現這個事件的存在。第二年我們發現國際紀錄片影展巡迴場次會空出八到十場到校園舉行,由跟富邦合作過的教師作為窗口,即便教育體制這樣僵硬,但這些窗口讓這件事有可能性。從影展端發展出的教育計畫,又跟著教師培訓和國影中心的場次安排做第二年的深化,青少年評審團選出的獎,由基金會或國影會去幫忙爭取版權,過程中也得到學校對這件事的開放,這是一個從文化政策思維中發展出來的教學活動,沒有實質上打破任何教育政策,但是卻讓國家級的影展成為校園,讓偏鄉學校享受國家級的影展片。我很希望教育現場的人參與討論,因為成為窗口是最難的,有好的老師成為資源進場的橋接,他以自己對學校行政系統或對學生的熟悉度,作為方案的促成,這是不可取代的。

陳──我剛好要講反過來,國影中心作為一個機構,怎樣可以跟其他電影機構串連?當基金會或校園反饋回來的模組能夠被純熟的操作之後,中心扮演的角色就是如何跟更多國內外專業電影機構、影展機構合作,影展怎樣透過教育資源的挹注達到更深化的可能性,這應該就是中心的角色功能。我們很需要更多像北部富邦這樣的單位,在前面打頭陣、開發很好的方案,也很需要南部像高雄市電影館、南方影展這樣很好的人才培力單位,所以有沒有可能透過影展機構,或其他文化教育基金會、協會幫助我們借力使力,讓這件事可以更順暢的進行。也許還要媒合像是縣市文化局進來,創造出更多在前期規劃的工作夥伴,國影中心如果可以清楚界定、開始盤點電影教育推廣生態系的構成方式,就可以在各種操作介面巧妙地置入我們想談的教育想法。

Dacco──讓年輕人參與之外其實還有其他努力的方法,第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青少年評審團,第二個是邀請他們來做採訪或是紀錄,在法國常常是一些電影相關的學生或是大學生會受邀到電影展參與記錄、採訪、宣傳工作,他們都很樂意接待年輕實習生參與,也有一些是從小就接觸影像、喜歡電影的年輕人自發性地去參與,這其實某種程度就是影像教育的成果。在法國也有巡迴式的社區電影,法國以前電影院就像馬戲團一樣,常常是移動式、巡迴的,所以在法國有一個制度是這樣,只要有五個觀眾就會播放這些電影,而且是很難的電影,所以影像教育推廣從這麼小的機制到很大的都有。

Vincent──在法國大概有300個藝術節、電影節,一整年都可以參加這些活動,有兩個很重要的電影節──每年五月的「坎城影展」,還有靠法國西南部的「拉羅歇爾國際影展」(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de La Rochelle)。現在電影的觀眾也面臨高齡化,因為青少年習慣在電腦上、平板或手機上看電影,所以的確有必要讓去電影院看電影這個文化傳承下去,電影本來就是為了在這樣的環境下播放的。在我任教的第三大學也是很多電影展的合作夥伴,過去十年坎城影展的策展人都會選出影史上經典(修復)影片來放映,在現場也會有修復技術人員或是演員出席,也設置了影展部落格,學生看電影後就能在部落格上評論影片。另外是坎城影展,在我任教的電影系會提供經費給影展,每年送五、六個學生去現場,讓學生記錄見聞,在影展結束時要製作報告給影展負責人,從接待措施到選片內容等等。對影展主辦單位來說,跟青少年維持聯繫很重要,因為他們是未來的觀眾,他們的觀點就是未來從業人員或是觀眾的觀點,他們的觀點讓電影可以持續存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