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聯.李翰祥:《喜怒哀樂》之〈樂〉

文 / 陳煒智

從《梁山伯與祝英台》 的電影神話談起

1963 年上映、香港邵氏公司出品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賣座鼎盛,進而改寫整個華語電影發展進程。這段故事,耆老們常說起, 電視專題常報導,影史教科書也多少會帶到;這段歷史—尤其是這部電影,說它是一則影壇神話,想來並不為過。

稱其「絕後」,則是因邵氏《梁祝》轟動後, 港台華語影壇因此產生巨大變化:導演李翰祥 (1926—1996 年)出走創辦「國聯」、國泰 集團企圖與台灣結盟開創新局,加上華語影片的發行與配銷通路重組,以及短短三年之間,武俠片(新派武俠)如風行草偃般驟然興起, 凡此種種,皆讓電影類型(genre)的商業操作、電影音樂的美學風尚、執行細節等,再難重現《梁祝》誕生時的客觀環境。此外,李雋 青孕化戲曲原典而成的全本唱詞,無疑是全球華人世界裡,整個世代的最佳國學啟蒙教材;這等文采、樂韻、視覺經營三位一體,相得益 彰的整合之美,即便「絕後」二字下得過當, 自其1963 年問世至今半世紀的歲月中,我們也很難再舉出第二個例子,能與《梁山伯與祝 英台》在各方面相提並論。
一部《梁祝》,牽連之深之廣,今人可能很難 想像。名字比任何一位明星都還要有票房吸引力的「明星導演」李翰祥與他的國聯公司, 也完全改變了整個台灣電影圈。直至1960、1970 年之交,國聯蹇運迭連、李導演官司纏身,末路窘途之際卻因緣際會催生出華語影壇史無前例的作家電影《喜怒哀樂》,締造了影史的新頁。

國聯興衰錄

1967 年之後,國聯光環褪色,1968 年 6 月,由於國聯十餘張支票跳票,李翰祥被提起公訴。
此際的「李大王」,簡直窮愁潦倒,堂堂板橋片廠亦已押與財團,如今還將淪為階下囚,同時還需繳付巨額罰款。在《徵信新聞報》的謝家孝等媒體友人的奔走下,始促成李行、白景瑞、胡金銓多位導演聯手合作,義助李翰祥、國聯疏困。
雖然三位導演與李翰祥同意合作,但尚須一位總其成的製片進行推動,李行便建議台製廠廠長楊樵負責統籌。
四位導演、促成其事的謝家孝等一行,便在楊樵家中對該片具體攝製問題進行「六人小組會議」,謝家孝提出四位導演各拍一段的集錦片構想,但「李大王」仍舊建議聯合執導一部像《還我河山》一樣的史詩鉅片,會談無進一步結果,直到同年11月, 四位導演認為聯合執導在分工上確有困難,並在考量海外市場後,決定以聊齋鬼古為題材, 一人拍一段故事。

1969 年 1 月 30 日夜,「六人小組」在李翰祥的天母家中正式討論題材,李翰祥提出以 「喜、怒、哀、樂」為故事主題與構思主線,並依四位導演風格確定了「喜」:白景瑞、「怒」:胡金銓,「哀」:李行、「樂」:李 翰祥的分工,解決了四位導演排名順序的重大問題,並暫名為《聊齋四異》。數日後,六人小組再度集會,並提出了「喜」、「哀」、「樂」的故事大綱與演員名單,但只有李翰祥的「樂」是取材自聊齋的「王六郎」,其餘皆僅為狀似聊齋的鬼故事,於是便以《喜怒哀樂》取代《聊齋四異》的暫名。

綜觀全片,四個段落各有千秋,也各有遺憾。 其中,李翰祥的「樂」篇值得一提。「樂」篇 改編自聊齋篇目之一,以王六郎「水鬼做城
隍」的故事為底,敘述一位老漁夫巧逢少水鬼,人鬼之間建立起一段友誼佳話的故事。短片情節本身並不複雜,卻充分顯露了李翰祥導演慣來的美學特徵,以及他針對中國文化多元、複雜的人文風貌,繁複詮釋出的種種古典意象。雖然幾個外景場面和內搭景銜接時微微失衡,比較《喜怒哀樂》其他三篇起來,仍是完成度最高的一折;浸透了整部作品的雅韻,更是四篇中意境最雅、內涵最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