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給予一段時間與空間,讓影響慢慢發酵─訪思嘎亞.曦谷

文/白哲

「臺灣電影」對法國的文化與教育環境來說,並非陌生的詞彙,然而以「原住民」議題為核心的電影節,卻是別開生面,而在一年之中兩度舉辦更是前所未見,這是2018年五月與九月在巴黎發生的事——「臺灣原住民電影日」,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思嘎亞.曦谷策展,透過影展形式引介原住民議題,以此激發討論與迴響。對於電影如何著力於特定主題,思嘎亞.曦谷分享了「臺灣原住民電影日」的計畫緣起、籌辦兩屆電影日的心得,以及從自身成長經驗思索電影的魅力與擴展的視野。

「臺灣原住民電影日」在法國

說到「電影日」的緣起,原本是會議發表的場合,思嘎亞.曦谷以「原住民電影」為題進行介紹,恰好駐法國臺灣文化中心(以下簡稱巴文中心)主任也在現場,發覺與會的聽眾大多非臺灣人,甚至有年紀較長的學者,而且不僅限於主題扣連較緊密的民族學研究,還包含了臺灣研究、博物館研究、文學研究等等領域,於是他們開始思考透過影展,將原住民議題推介出去的可能性。

法國是電影欣賞與研究基底很豐厚的國度,講到臺灣電影,大家可能自然而熟稔地說出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的名字,然而提到原住民議題,不論在臺灣或法國,對大眾來說都是相對陌生的主題,因此透過放映、座談與隨之引發的討論,可以讓觀影者更暸解臺灣的族群多元性。思嘎亞.曦谷說:「電影是一種感性的觸媒,它可能成為啟發研究或內心感性反思的契機。」

在一年之中舉辦兩次電影日,從主題設定、選片、觀影迴響,兩屆呈現了十分不一樣的風景。第一屆以「臺灣原住民族的記憶與影像」為題,海報以紋面耆老作為主視覺,希望藉由溫暖的形象邀請人們前來,一探究竟原住民族的生命故事。放映的影片探討了泰雅族靈觀,從生活層面以至精神內涵,思索紋面文化的意義及其消逝,呈現當代的過度和適應歷程,也邀請紀錄片導演比令.亞布到場分享。同時,也播映了鄭有傑與勒嘎.舒米聯合編導的《太陽的孩子》,呈現土地私有化、觀光化以及部落傳統如何維繫的主題。

第二屆電影日的題目則為「臺灣原住民族祭儀的復振與挑戰1936—2017」,與前屆相較,時間橫跨的幅度更長,從日本統治時期到當代,以影像將八十年的時間串接起來,聚焦於原住民族的生命經驗、歷史記憶與社會運動。對於祭儀的探索,不僅是民族學取徑的研究,同時也顯示了文化傳承中,族群及個人的身分角色經歷了什麼變遷。

據思嘎亞.曦谷觀察,第一屆吸引到許多一般民眾,臺灣籍或華裔觀眾可能因為生命經驗中接觸過原住民,因而想要更深入理解,也有人想將臺灣原住民議題介紹外國友人,呼朋引伴前來,尤其是《太陽的孩子》播映時,有許多家長帶小朋友來看。第二屆題目較為嚴肅,吸引到做研究的學者或學生,也有文化工作者或影像工作者受議題吸引前來觀看。總體而言,電影日安排放映與座談的活動配置,獲得了十分正向的迴響,許多觀影者與學者詢問能否在臺灣或其它國家舉辦。

凝聚情感與議題的時空

「透過觀影帶來的時間與空間,讓其中的情感和議題發酵 」思嘎亞.曦谷這麼說。

聚焦於特定議題,並非單向灌輸理念的一言堂,而是要打開更多理解、交流與認識的空間。就像電影日在節目後所引發的熱烈討論,即是由電影連結起許多面向,包括語言、社會、民生等延伸主題,有許多創意的發想和意見都是在節後過後茂生出來。在戲院黑盒子中面對影像,是與自己對話的過程,開燈之後,想法可能就種子一樣,開始在心中生長。

這兩屆電影日的活動場所位於布朗利碼頭博物館電影放映廳(Musée du quai Branly-Jacques Chirac),這座博物館建造於2006年,是以非西方文物為典藏的民族博物館,館藏多達30餘萬件。在這個空間進行電影日,也呼應了讓視野更為開放的精神,館藏文物呈現了美洲、非洲、大洋洲、亞洲不同的文化面向,本身也有許多課程和工作坊,讓小朋友和民眾在學習時就接觸美學文學文化多樣性的教育,有了認識與熟悉,隔閡與誤解才會逐步消融。

電影日作為一種文化交會的載體,從巴黎的博物館開始,因為對電影媒介的熟悉與接受,讓更多身在法國的觀眾得以深刻地認識原住民文化及生活樣貌,朝往比較全面的知識的理解與想像。透過電影認識文化,期望電影日能賦予這樣的功能,原民族群全面的生命面貌難以規約或細分,為臺灣歷史建構起比較和暸解的框架,因而第一次片單就跨越三十年,從綠色小組拍攝八零年代原運,蘭嶼核廢料正義、還我土地運動等等,會發現臺灣原住民面對的問題在世界各地都有相對應的情形。

期望以此向外輻射出去,好比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開啟了許多國外學者對白色恐怖及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思嘎亞.曦谷也思考原住民電影是否可能達成這樣的效果,引發觀者的感性進而去關注過去的殖民史、解嚴前後的原民運動,甚至面向當代的社會情境。無論是劇情片或紀錄片,透過敘事所傳達的深度及廣度,讓一項特別關注的主題透過電影觸及哲學、美學與價值思辨,以電影日為契機,思嘎亞.曦谷期望原住民議題能在影像的實踐過程中,一步步進入觀影者的思考與生活。

藉由深入議題的探索,可以開拓視野與認知框架,甚至可以與私密的生命經驗對話,明白自己不再孤獨。

電影開啟的世界

思嘎亞.曦谷回憶成長過程,自小生活於原漢通婚的家庭,爸爸是閩南人,媽媽是南投賽德克族人,在部落出生但在閩南社區長大,童年時代社會氛圍封閉,看到母親對自我身分的否定,成長過程很痛苦,也受到很多歧視,包括言語跟肢體的霸凌。「有時不理解為什麼會這樣,最大的心願是離開這樣的偏鄉村落」,她說:「然而,出租錄影帶給了我許多自由。」

也喜歡看電影的爸爸毫不猶豫就帶了台錄影帶播放機回家,從小就跟兄弟一起看,從即時上映的電影到偏門的藝術片都看,從熱門的《侏羅紀公園》、《小鬼當家》看到《大紅燈籠高高掛》、甚至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原本比較痛苦的內心,透過電影發現原來外面的世界可能是美好的,發覺童年及青春不必然盡是苦澀,人跟人之間的互動可能會友善一點,對不同族群的歧視言行可能會更少一些,這是少年時觀影帶來的希望。

電影從情感的抒發,進而碰觸到性別意識、社會議題,對文化的詮釋與傳播力更是巨大,隨著放映到世界各地,一部電影具有寬廣的影響力。從事學術研究的思嘎亞.曦谷反思,電影能傳遞的事物,比起研究報告,影像的呈顯可能更有詩意,更能讓觀眾有所共鳴。相對於電視報導或社群網路影像的快速播映與流通,電影是相對「慢」的,給予一段時間與空間所影響的東西可能會慢慢發酵,觸發改變甚至影響到學術研究、日常生活面向,這是她所期望並嘗試實踐的。

在「臺灣原住民電影日」,挑選的影片不論著眼於臺灣原住民所面對的議題,或是過往歷史的因緣,還是文化層次裡面的靈觀,透過這些電影與放映座談,帶領觀眾去思考這些議題,或許觀影的人們日後在工作崗位上,或是日常生活中,不論是研究者、文化人、還是家庭主婦或一般民眾,希望看待原住民族所處的世界、遭遇的事件,在生活的每個層面都可以用更寬闊的想像力去看待、理解、與之對話。

 

受訪者小史

思嘎亞.曦谷,於南投縣仁愛鄉、成長於鹿谷鄉。先於臺灣取得東海大學政治學理論組學士及碩士,2009年於巴黎第三大學取得電影暨視覺研究所碩士,2016年取得法國國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藝術史及藝術理論博士,目前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致力於原住民族人權與影像的研究和推廣。